English
联系我们
网站地图
邮箱



香港六香彩合现场开奖直播 ,六开六开奖结果记录2015 ,六开六开彩开奖结果记录 ,六给彩六给彩开奖结果记录 :蔡英文当局拒陈同佳赴台投案 港府发六点声明反击

文章来源:Sogou   发布时间:2019年10月29日 20:16:32  【字号:     】  

南阳网讯 大川、大川,你回来吧!你回来吧!我们来接你回家……我们在等你回来!龚――大――川,你在哪里呀!我们来接你,接你回家!10月22日下午3点30分,在新野县汉城路两旁,数万人民群众自发排列着整齐的队伍,胸带小白花或手拿鲜花、含泪目送蓝天骄子龚大川魂归故里,沿路有数百名志愿者、学生和烈士生前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奠、缅怀龚大川。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天降雨露哀思英雄离别,泪洒古城迎接魂归故里。天地同悲烈士回家路,壮志凌云英雄好儿郎。

解放军3名飞行员坠机身亡 曾参加2019国庆飞行表演

龚大川男河南新野人,1986年6月出生,中共党员,2004年新野三高毕业特招入伍,中国人民解放军陆航某部一级飞行员。2019年10月11日,在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突发意外,飞机出现故障,在降落过程中为了村民的安全没有选择降临山上,不幸与山崖相撞,飞机坠毁,他与同机温伟彬、罗伟三名军人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。

据悉,该机组三人曾经在2019年国庆阅兵中参加了“70图案”的飞行表演。10月22日,龚大川烈士的骨灰将从生前部队荣归故里,将于23日安葬于新野烈士陵园。届时让我们一起迎接英雄回家。龚大川是我们新野人民的骄傲!是中国军人的骄傲!向英雄致敬!祝愿一路走好,大川烈士中原好儿郎,新野三高自豪的骄子。我们迎接英雄回家路,天地同悲新野城。

新野县跑步运动协会会长李向阳问询后,立刻动员协会里各级骨干,亲自组织近百名队友一起列队迎接,并准备“为国捐躯、成仁取义”挽联,来迎接英雄回家,让英雄荣归故里,龚大川的英雄事迹,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、并感动着广大队员以及我县父老乡亲,今后我们要以他为榜样,带领广大队友以及人民群众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理念,传递健康中国行动,在奋进的新时代里不断前行,为活力新野、田园新野、幸福新野增光添彩。

解放军某部飞行员执行训练任务时牺牲 年仅37岁

10月11日,解放军某部飞行员温伟彬执行飞行训练任务时牺牲,年仅37岁,曾参加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并获先进个人。

10月25日,华为旗下心声社区官网发布该公司创始人、CEO任正非接受北欧媒体的采访纪要。在这次于10月15日在深圳进行的采访中,任正非再次回应了外界关注的热点话题:特朗普、实体清单、5G等。

关于特朗普,任正非重申了他的观点:他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很好,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,把税降下来,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。但任正非这次提到,特朗普一边减税,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,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。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,谁都不敢去投资,减掉的税谁来缴?没人来缴,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。

至于被问及“做梦的时候会不会希望特朗普连任失败”,任正非的回答是:“首先,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,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;第二,他竞选失败与成功,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。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,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。所以,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,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,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。”

对于另一个假设性问题:如果特朗普说“我想亲眼去华为去看一看”、“我想见一下任正非”,您会给他看什么?任正非给出的答案是:“可以给他看,我会拥抱他的。就像你们记者一样,参观我们展厅时,允许你们摄像、拍照。美联社参观时,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,没有关系。如果想看我办公室,更欢迎他去看一看,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。”

虽然对美国的“实体清单”已不抱幻想,但任正非依然认为,美国电信公司之所以消亡,不是华为崛起之过,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。

任正非还表示,经历过去半年到一年的波折,华为的奋斗精神加强了,“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”,同时指出华为未来的收入主要来自中国和欧洲。

对于5G之后的新热点,任正非认为,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。他指出,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:第一,要有超级计算系统;第二,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;第三,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。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,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。

下为任正非接受采访纪要全文,略有删节:

采访现场

任正非:这个建筑是日本人设计的,内部装修是由俄罗斯、希腊、中国以及日本很多公司和艺术家完成的。建筑框架设计出来以后,下层作为产品和技术的展厅,客户参观完以后,上来喝杯咖啡、聊聊天。建筑师把各种想象堆积在一起,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建筑。

你们上午参观的溪流背坡村园区也是日本人设计的。这位日本建筑大师叫冈本,他在美国读的本科、硕士、博士,英文讲不好。他设计的这种欧洲经典风格的方案,被评审专家团接受了,所以建成这个样子。这与我们公司的想法没有太大关系。

任正非:我非常支持欧盟新的数字主权方面的战略。以前的财富是以物质为主,因此地缘政治很重要。现在是信息社会,信息没有边界,数字主权就显得很重要了。新的欧盟政策,就是要基于事实来判断,所有公司都应该事先承诺不做坏事,事后审计是不是做了坏事,如果都没有违反,那就是一家好的公司,可以在欧洲生存下来。当然,欧洲的规则应该是普适所有公司,不是针对华为一家公司的。欧盟关于5G网络安全风险的评估报告可能会在全世界推广,我认为这个报告是积极的、是好的,我们不担忧,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干过坏事,无论怎么规定,只要认真审查,我们都可能获得机会。

任正非:第一,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斗争跟我们没有关系,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销售,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怎样,对我们都没有影响。

第二,美国把我们纳入实体清单,但现在绝大多数芯片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自己研制的芯片。只是过去我们约束自研芯片的使用规模,想多用一些美国芯片,以此保持和美国供应商的友好合作。因为美国公司过去三十年来与我们一直良好合作,我们怎么突然不用他们的芯片了呢?当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断供以后,我们就启动了自研芯片规模化的使用,是多少年的准备,不是突然冒出来的。美国政府以为断供华为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斗争中占据主动,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抓住要害,反而削弱了美国公司的销售规模。

第三,在网络安全问题上,华为面临着美国的指责。但是,大家都知道,这些指责是空穴来风。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华为是诚信的公司,三十多年来,我们为170多个国家、30亿人口提供服务,至今没有出现一宗窃取别人信息的案例。关于立陶宛早报的不实文章暗示非盟总部信息泄露事件与华为有关,立陶宛的法院已经判决责令该报刊登声明澄清道歉。我们已经用三十年历史向北欧人民证明华为的诚信。

未来三十年还会怎么样?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杨洁篪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经表明,“中国设备不允许安装后门”;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议后答记者问时也表明,“绝对不允许安装后门”。因此,从政策上来讲,我们不会做这个事;从利益上来说,只要做一次,全世界都会知道,我们三十年建立的商业信用就崩溃了,员工都跑了,我自己要去还几百亿银行贷款,我在动机上决不会去做这个事。所以对北欧人民承诺,我们尊重北欧的国家数字主权,不会侵犯主权。

第四,就像汽车厂家把汽车卖给客户,汽车装什么东西是司机说了算,而不是汽车生产厂家说了算。我们把通信设备卖给电信运营商后,是运营商在实际管控数据,是当地政府在管控数据,华为没有管控数据,所以我们没有窃取数据的可能性,我们坚决支持数字主权。

因此,美国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存在的,美国至今也没拿出证据来,它只是猜测,猜测不代表事实。

任正非:客户怎么决策,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就如我们去商店买衣服,到底挑哪件衣服?我认为你应该挑这一件,但客户挑了另外一件。所以,不同衣服有不同的人喜欢,一个客户所喜欢的东西应该代表他的愿望。全世界这么多运营商,不可能让所有运营商都喜欢华为。过去我们也没有做到过,更不要说在现在处于矛盾冲突中。

Philip Lote:您的意思是不是说Telia的决策没有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?

任正非: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决策层,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受到影响。迄今为止,我们已经有60个5G合同,已经发货40万个基站,还在增长之中。一两个客户不用我们的设备,不能代表大量客户对我们的看法。

任正非:客观来讲,华为公司在通信领域受美国打击的影响应该不是太大。美国重点打击5G,以及核心网……,现在可以告诉大家,从5G到核心网……通信领域,今年不仅没有衰退,预计还会微增长。以5G为代表的通信产业也是增长的,这点受美国影响比较小。

对我们有影响的是终端,如果美国不开放Google的生态给我们用,在海外市场会受到一些影响。

在智能计算上,我们也在努力前进,和美国还有一点差距,需要努力赶上来。

任正非:我们和Google还是很友好的,即使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,也并非和Google抗衡。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苹果、Google和华为的生态,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。我们没有把谁当做假想敌来进行竞争,没有这个概念。

任正非: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过。因为中国政府最早并不知道网络还可以有后门,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编造谣言打击华为,中国政府才开始越来越重视网络安全的。在这方面,中国经历了一个成长过程。

我们接受了英国最严格的审计,英国对我们公司进行审计的人都是世界级的资深技术专家,他们审计后认为我们没有主动恶意的网络安全问题,同时认为我们的软件质量需要改进。英国给予了我们较大的信任,所以过去十年我们在英国有比较大的业务发展;我们也相信英国,在英国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中心。

任正非:首先,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,表达这个概念之后,不会在短时间内有公司作出决定。作为爱立信,本身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购买这些专利,因为我们和爱立信之间的专利已经是互相许可的,我们之间是全部开放的。爱立信自己完全有条件发展起来,不必要付一大笔钱来购买许可。我认为需要的是美国公司,因为美国缺这些技术与专利,它没有这步台阶,上另一步台阶时是有困难的。眼前还没有什么大公司与我们接触。

Johan Nylander:再确认一下,您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美国的大企业的任何反应?

任正非:是的。反应比较频繁的都是一些中间商,他们希望来做一个桥梁,并不能代表大公司。我们认为,桥梁不是眼前最重要的,最重要还是直接和相关的大公司进行沟通。

任正非:第一,如果美国政府能给爱立信、诺基亚贷款,或者给购买它们设备的客户贷款,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措施,我们可以理解和支持。我认为,这对人类社会是有好处的,任何一个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,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积累起资金,因此,对美国政府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。

第二,对于华为公司来说,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得到支持。这些年我们运营所需资金90%都来于自身经营积累,通过经营活动持续为公司贡献现金流。因此,我们在资金上本身没有缺口。我们为什么发展这么快?一是我们有钱。二是决策非常简单,没有像资本市场上有很多股东天天吵,等他们吵完,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公司大家决策意志比较统一,很快能决策,投资大量资金干,这是我们的特点。

至于买方信贷,这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,世界各国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都是正常的。比如,飞机大量靠融资租赁,租给航空公司用,航空公司七、八年时间把款还完,这架飞机就是航空公司的了。这种融资租赁是国际通行行为,我们支持美国政府对爱立信、诺基亚的支持行为,让他们多占一点市场,我们少占一点,就不会产生矛盾了。

任正非:芬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。一是,安卓系统来自于Linux,它是1991年芬兰人发明的,开源以后产生今天的安卓,这个贡献是非常伟大的。二是,我们与芬兰的坦佩雷大学合作,发现了BM3D滤波降噪的方法,让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可以在黑暗的状况下拍出清晰的照片,这个技术来自于芬兰一所大学的论文。三是,诺基亚曾经是我们膜拜的榜样,一个做木材的公司变成世界的手机大王。但是后来诺基亚走了一个弯路,因为它沿着工业时代的道路走下去。工业道路是“质量第一”,世界上二十年不坏的手机唯有诺基亚,曾经有人让我帮他修一下手机,我发现是二十多年前诺基亚的手机,我认为他应该拿着这个手机到诺基亚博物馆换一部新手机,这说明诺基亚手机坚持走工业道路。但是信息社会的技术换代很快,用户体验变得比手机质量更加重要,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落伍了。诺基亚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。

第二,关于透明的问题,社会上总认为华为不透明,其实华为是超级透明的,为什么?因为十几年来我们的审计报告都是KPMG做的,哪一笔钱来自哪里,财务报表上清清楚楚,美国政府应该看这个报表。有人觉得,华为不上市就不透明,哪不透明呢?我们是员工集资,是一种新模式,也可能未来大多数企业会使用这种模式。这种模式和北欧有什么区别?没有区别。换句话而言,我们就是员工资本主义,没大富翁。不是华尔街大股东资本主义。每位员工都有一点股,相当于退休保障金,让他在退休以后维持一定的生活条件,他在生病时有一些补充的医疗费用。我们这种模式不就是向北欧学习的吗?北欧不就是人民资本主义吗?北欧是最富的国家,但是北欧没有大富翁。挪威超级富裕,但是人们都是开小小的汽车,住小小的房子。我每次回来都给同志们讲“向挪威学习”,我们买汽车都买大大的,买房子也买大大的,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,怎么能让奢侈盛行?应该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和投资。

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不透明的地方,完全是在阳光之下。三十年来,全世界所有人,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都是紧紧盯着我们公司,没有盯出问题来,怎么还不透明呢?我们跟诺基亚一样,都是透明的公司。

任正非:我女儿被扣在加拿大的事情,应该由司法程序来决定。

Ulrika Bergsten:您认为您女儿这件事跟目前中美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吗?

任正非: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否有关联。孩子大了,受点磨难也能理解。我有三个小孩,他们都很自立,也很坚强。我结过两次婚,现在的太太是姚凌,她是一个温柔、负责任的母亲,为了女儿的成长,在家待了二十年,默默地辅导孩子学习,培育了孩子优秀的品质和努力学习的好习惯。当然,孩子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,母亲的心血浇灌也很重要。三个小孩的培养,我付出太少,忙工作去了。

小孩经受一些风雨考验,对他们的未来不一定是坏事。至于晚舟经历的这个风雨,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与国家牵连,也不希望国家做出牺牲和让步来救我们,因为国家牺牲的是穷人的利益。我们认为,还是自己靠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
任正非:我非常支持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议。因为数字主权和过去物理主权同样重要,过去物理主权牵涉到地缘政治,信息化没有地缘,信息在全球流动,还是要有数字主权。每个国家都要建立自己数字主权的概念,我是非常接受的,也坚决支持数字主权战略和诉求,我们尽可能把欧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做出贡献。同时坚定不移面向AI和鲲鹏的编译器、Mindspore等关键技术开源给欧洲和全球的开发者,开源以后就能让欧洲小公司在上面创新,它们的创新可以辐射到全世界,也会辐射到中国来,改变它们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。我们坚决支持欧洲在数字生态上规模化发展,这是我们的决心,也是我们将来的愿望。

Philip Lote:但考虑到目前的政治环境,您觉得在运营商做决策时,产品的技术、速度和质量有多重要?应该在他们的决策中占多大比重呢?

任正非:这很难说。有些人愿意买这样的,有些人愿意买那样的,这些都是可以的,否则社会上的商品全部是爱马仕,这不现实。还是会卖不同的产品,这是根据使用情况来看。但是基于政治购买商品,我认为这不是太合适,因为基础设施商品会有一个很长的使用过程,这一步落后了,后面可能就步步落后了。

举一个例子,欧洲在一千多年前应该落后于中国,中国的唐宋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繁荣顶峰,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,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。为什么这几百年欧洲进步非常快,而中国陷入贫穷落后呢?因为欧洲发明了火车、轮船,中国还是马车,火车速度比马车快,轮船装货比马车多,导致中国近几百年在工业化上落后于欧洲,欧洲发展起来了。速度决定了成就。

所以,现在选择5G时,要选哪个设备最快,能够大带宽、低时延地支撑信息社会的发展,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,应该选择好的设备。我认为,爱立信、诺基亚、华为、三星都是很好的设备,能够支撑网络,都可以选择的。至于怎么选?运营商自己的决策体系去考虑,要考虑速度,速度决定了社会进步。欧洲为什么比中国进步快?就是因为火车和轮船比中国马车快。

任正非:首先,华为和爱立信、诺基亚是比较友好的,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5GAA(5G汽车联盟)、5G-ACIA(5G工业自动化联盟)等组织,这些对未来欧洲工业现代化是有很大贡献的。欧洲的最大特点是人的文化素质很高,人口数量很少,人工智能可以使欧洲少量的人口生产大量的商品,未来欧洲人工智能的振兴应该是很厉害的。5G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支撑系统,我们和爱立信、诺基亚在友好合作过程中推进。在前进道路上,我们之间有矛盾、有竞争,也有合作,这是促进相互进步的动力。

任正非:美国公司最主要是走错了路。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科技国家,美国用最强大的方法强制向世界推行CDMA、WiMAX,结果世界走的是WCDMA的道路,走的是欧洲标准的道路。美国公司没有持续跟随3GPP的步伐来研究,走出国门不被接受,财务状况就差了,美国公司自己就湮灭了。因此,美国公司之所以消亡,不是华为崛起之过,而是它们自己走错了路。

任正非:我认为,全世界都应该向美国总统学习,把税降下来,让企业有更多钱来发展。但是特朗普一边减税,一边拿棒子打世界各个国家,吓得每个国家都不敢去投资。美国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,谁都不敢去投资,减掉的税谁来缴?没人来缴,美国就会陷入财务困难。如果一边减税,一边与世界各国友好,估计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振兴。现在美国一边减税,一边进入困境。

中国政府也在减税,逐步降低税赋,减轻企业压力,增强企业活力。我们认为,各个国家都会走这个路,因为高福利最终会让社会承受不起的。

Philip Khokhar:但肯定有一些时候,您做梦的时候会希望特朗普在下一次连任的时候失败。

任正非:首先,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特朗普,因为我并不怎么想念他;第二,他竞选失败与成功,与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。下一任总统上来也不会撤销实体清单,美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华为说话的。所以,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,实体清单会长期存在,我们必须要习惯这种生活。

我们华为大学在上课前经常播放衡水中学的早操视频,衡水中学是中国一个落后地区的中学。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很难改变的,衡水中学也认为改变不了,但是他们改变了适应这种外部环境的胜利办法。我们向这个学校学习什么呢?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,改变不了外部环境,那么我们只能改变在这种环境中取得胜利的方法。我们学习衡水中学的是,不改变外部环境,在这个环境中能胜出。

所以,换不换总统,不等于美国换政策,我们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。如果我们带有很多侥幸心理,有可能会失败。

任正非:首先,我们不希望世界去全球化,应该坚持全球化的道路走下去。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是迫不得已,美国不卖器件给我们,我们自己的器件再不使用,那我们就会死亡。我们还不想死亡,所以在这个时候自己提供了更多自己研制的器件。但是我们认为,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全球化才会给人类创造更大财富,这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。

中国会不会有一些企业成长起来?有可能,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成长起来替代美国。我认为,美国在世界上还是最厉害的,并没有说要去美国化、脱离美国。当美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,我们会有一些权宜措施。

任正非:我不太理解这段话的含义。首长已经明确指示设备不能安装后门,我们就遵循这个指示。

17,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:5G之后新的热点或者技术是什么?华为及其竞争对手如何看到这一发展趋势?

任正非:我认为,5G之后的热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得到规模化使用。人工智能有几个基础条件:第一,要有超级计算系统;第二,要有超大容量的数字存储系统;第三,这两个系统要有超速联接。当这些条件具备以后,人工智能就具备了希望。

人工智能实际是上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图灵提出的,为什么经历了六、七十年或者更长时间,至今才到了实际可能性,是因为外部环境具备了这些条件。5G只是给人工智能提供了低时延、大带宽的支撑,未来人工智能在世界上会得到很大发展。

而且人工智能发展最受益的地方应该是欧洲,因为欧洲工业的系统工程非常发达。用很少的人力就能生产很多、很好的东西,欧洲最具备这个特点,因为欧洲人口少、文化素质高,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的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。所以,5G和人工智能,我认为最大的受益地区应该是欧洲。华为与爱立信、诺基亚成立了5G汽车联盟和5G工业自动化联盟,这两个联盟都是有利于改善将人工智能用于生产系统,

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受益会不会也很大?还没那么快。因为中国的工业刚刚摆脱从手工走向机械化,机械化要走到自动化,自动化走到信息化,这时人工智能才有用。所以,中国人工智能发挥作用的时间还很慢。

18,挪威广播公司 Philip Lote:您觉得5G和人工智能会怎样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?

任正非:这个问题太复杂了,我个人的知识结构还不足以能回答这个问题。举两个例子:一是,中国某个地区有500公顷的土地是无人农场,完全用人工智能管理生产的农场。二是,有一个矿山在东北,但是挖矿的操作者在上海。如果再一次发生像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这种事件时,就不需要60万苏联军人去牺牲,可以用人工智能操纵机器人方式去抢救核电站,苏联军人的牺牲精神,至今人类都要流泪的。第一个冲上去用铁锹铲土的是一名中将,每个人抢险时间只有45秒,超过45秒就可能产生致死亡的伤害。因此,60万军人、几千架直升飞机运土去掩埋。

不知道你们是否参观了我们的手机生产线?就会发现生产线上很少人工,这还不是完全人工智能,只是部分人工智能化的生产。如果欧洲大量采用这样的生产方式,只需要很少人工就能生产非常多的产品,这时收益率增高,劳动回报增高,社会矛盾也不存在了。未来人工智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?我想象不到,我也在跟随时代的进步中构想这个问题。

欧洲率先提出来数字主权这个概念,我认为非常英明、非常正确,是世界信息社会发展的灯塔和标杆。过去我们重视物理边界,因为是地缘政治,矿是我们的、火车是我们的……,当信息可以飞跃千山万水以后,提出数字主权是对国家发展有必要的,我们会坚定不移地支持。我们会开源人工智能的生态,支持欧洲的新企业、小企业创新发展,和欧洲实现共赢,而不是我们独家获得利益。

任正非:我认为没有。第一,欧盟提出基于事实来作出判断,这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公平的。第二,供应商事先要承诺不能干这个事,事后由审计来确定是不是干了这个事,我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,对所有供应商都是开放的。我们非常拥护和欢迎。不同国家、不同人有不同解释,包括立法者可能自己也有看法,但是我认为这个法是很公正的。

任正非:第一,全世界军人退伍以后都会就业,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。几十年来中国退伍军人有几千万,这几千万人不可能待在家里不就业,我只是几千万人中的一个。

第二,华为公司到底走的什么主义,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有9万多的员工有公司的股份,我个人的股份最多,也不过1%左右。当然,我们的分配方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公司,我们是高科技公司,财富在每个人脑袋里,不能都在我的脑袋里,如果把利益都给我,大家都跑光,实际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,我们按照大家脑袋里的重量,每人分一点股份,形成我们这种主义,可能就是“不三不四”主义,不知道怎么定义。我们认为,这是员工资本主义。

21,丹麦广播公司 Philip Khokhar:至少在未来的几年中,关于公司、工会和利益相关人的决定实际上是否还是由您做出?

任正非:现在实际上运作权不在我手里,我不会管太具体的事情,运作的事情应该是董事会在管理。我在重大问题上有否决权,但是至今没否决过,我们之间是有磋商的。

任正非:第一,社会上人购买芯片的时候,实际上购买了别人的数学、物理、各种方程……在里面。华为的这些数学、物理、方程的数据模型都是自己创建的,已经在多年运作中摊销掉了;一个不会做芯片的公司向别人购买时,别人是会把这部分加进去,这部分利润是比较高的。

第二,我们的自研芯片产量是很大的,今年手机要生产2.7亿部,这个产量很大,可能要几个芯片厂才够给我们提供供给。华为不是小规模使用,一旦使用就是大规模使用,成本反而降下来了。

Johan Nylander:华为是否会将自研芯片出售给其他公司?未来是否可能?

任正非: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。

任正非:我也用社交媒体,也在网上看东西,多数是看网上对我们的批评意见。哪一点批评,我就转给哪方面的人提醒他们注意,看一看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这方面确有问题。大家都知道,我们的产品涉及亿万人民,如果在实验室里做实验,是不太容易发现某个问题的,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。有些人发现了问题就放到网上,我们看到就闻过则喜,赶快告诉有关部门,让他们查验是不是需要改进。

华为内部有一个心声社区,有很多骂公司的人,他们不一定是坏员工,很多还是很好的员工。我们看他骂得很有道理,人力资源部就去调查,如果他前三年劳动表现也很好,就把他提到机关来,在机关短时间工作3-6个月,赋能充电后再回去,将来他也有可能会被提拔起来,并不是他发现有问题就给他提级,而是下去在战场上打胜仗以后再确定职级。我们在内部开放批判,就像罗马广场一样,大辩论、大批判,使得我们公司能够自我纠偏。其实这与美国一样,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自我纠偏机制,你看特朗普很厉害,下面的人也在说他。美国错了会自己纠偏过来,重新走回正确的道路上。我们公司也是一样,内部有自我纠偏机制。我也有习惯,每天看看网上跟帖,说我们好的,马上跳过去不看;说我们不好的就看看,把内容摘下来转给有关人。

吃完晚饭以后,我一般看一会新闻、走走路,洗澡上床就处理邮件,处理完邮件以后就看这些东西,到一点钟左右睡觉,发现什么问题就转给谁。有时候会半夜三更转给别人,他们奇怪我是不是没有睡觉,实际是睡过了醒来,发现问题又转给他们。

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:所以,还是没有做恶梦梦到特朗普?

任正非:没有。其实我很感谢特朗普,因为华为公司经历三十年,绝大多数员工开始富裕了,有一种富裕病就是惰怠、享受安逸。深圳多好,为什么要到非洲有疟疾的地方去奋斗?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,再经历一段时间,公司就会垮了。特朗普拿棒子一打,大家都紧张了,要努力生产,努力“种地”,没有垮下去,让公司的销售收入反而增长了,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。在这一点,我并不认为特朗普不好,他吓唬一下公司,大家都怕了。以前是我吓唬大家,但是我的棒子不够厉害,特朗普棒子大,一吓唬,大家都真真实实努力工作了。

24,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: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美国一样禁止华为,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什么?

任正非:我认为,西方国家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做出决策,决不会都跟随美国的,因为美国赚的钱也没有分给其他西方国家。如果说美国赚了钱大家平分,大家跟他走是有道理的。美国也是为自己利益,美国的政策是“美国优先”,就是指别的盟友不优先。因此,我们相信各自国家会独自决策的。

任正非:可以给他看,我会拥抱他的。就像你们记者一样,参观我们展厅时,允许你们摄像、拍照。美联社参观时,连电路板都允许他们拍摄回去,没有关系。如果想看我办公室,更欢迎他去看一看,但是没有他的办公室漂亮。

任正非:我认为,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在欧洲建立生态,支持各个国家各自的发展,这些发展了的公司与华为没有多大关系,美国不能对所有公司都制裁,所以这些公司还是能发展。仅仅一个华为公司,不足以改变全球化的轨道,不足以改变运行的规律。

任正非:丹麦这个国家非常伟大,我非常赞赏这个国家。由于思想比较自由,学术比较自由,历史上很多伟大发明都来自丹麦,包括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・玻尔、电流的磁效应发现者奥斯特……。

我多次去过丹麦,也调查过丹麦的社会状况结构。因为丹麦实行灵活的劳动法,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把员工裁掉,由国家建立培训机构去管失业员工的技能提升。丹麦这样做,使企业用人更加灵活、效率很高、交税很多,反而变成了员工待遇很高、福利很好的国家。国家对劳动者过度保护以后,企业不敢多雇工,就很难形成大企业,将来国家会有很多困难的。所以,没有进行过度劳动者保护,反而是对劳动者最大的保护,丹麦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贡献,这才是真正的出路。

我们要向丹麦学习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。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规模建技术培训中心,国家出钱让失业工人去培训,企业轻装后多赚钱,然后多缴税,国家再拿去培训工人。这样中国劳动力不断升级换代,可能进步更快一些。

任正非:其实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摆脱贫困,因为中国还有几千万人处在贫困线上,国家确认要在明年消灭贫困。你们没有走过中国的农村,中国的沿海、深圳、上海不完全能代表中国,因为中国还有西部地区比较贫穷、落后。要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,需要国家有一些力量。国家要修铁路、修公路、建电力网…使贫困地区逐渐现代化。中国还是致力于让国家完全脱离贫困。

第二,使人们受到教育。举一个例子,70年前中国大约有70%的人是文盲,一个字都不认识,就像外国人不认识A、B一样。经过这70年以后,中国基本上没有文盲了,但是科盲很多,不懂技术的人很多。所以,中国要大量办职业技术学校,让普通人有一技之能,容易就业,社会就稳定了,中国才有发展的基础。中国也在探索过程中,从计划经济的体制过来,经过几十年发展才摸上正轨。

三十年前你到深圳的话,看不到像现在这么有秩序,中国现在的秩序是持续建立起来的。而且中国在民主制度上建立了有序的民主,只要你讲话不过头,讲什么话不受限制。如果在三四十年前,我不仅不敢跟你们讲话,连在街上见到你们都要赶快回头跑,与你们擦肩而过都会有被嫌疑的危险。现在中国变得很开放,我可以与你们随便讲话,讲话中也没有粉饰我们的状况。中国正在现代化、民主化的道路上前进,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还不尽满意,是因为你们用横向眼光看问题,因为你们已经历几百年的现代化了;我们用纵向眼光看问题,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一天天在进步,我们还是很满意的。

任正非:“狼文化”是外部的编排讽刺我们的,我们自己没有说过,其来源是我根据生物特性和团队奋斗精神如何结合起来说的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讲过狼的特性:第一,狼的嗅觉很敏感,很远的地方有肉,它都会跑过去,这是希望大家向狼学习,对市场机会和技术趋势具有敏锐性;第二,不会是一只狼去抢肉,而是一群狼去抢肉,这就要强调团队精神,不要总是一个人孤军奋斗;第三,狼的奋斗精神是不屈不挠的,抢不到肉还要抢,甚至有时奋不顾身,我们希望团队作风要向它学习。

我们还有部分人不是“狼”,要向“狈”学习。狈很聪明,但狈的前腿很短,后腿很长,没有独立作战能力,必须要和狼结合在一起,才有战斗力。进攻时它抱着狼的后腰,狼冲锋的时候,它看到方向错了,屁股一摆,狼就对准了方向。狼和狈结合起来,是一个优质的团队协作。汉语里“狼狈”这个词是负面的,因为中国五千年社会是保守的,不喜欢进攻,这种积极进攻精神就被否定成为负面名词。

“狼文化”是外面给我们取的,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有“狼”的文化。其实社会上起“狼文化”这个名字的时候,对华为是否定的,还有专家写文章说“狼很残忍,吃别人的肉”,我们讲的不是他那个概念,他都没有看过全文。华为那时还处于低潮阶段,社会对我们微辞很多,大家归纳出这个名词来,就流传开了。

Johan Nylander:您有没有感觉到在过去半年到一年时间内由于经历波折,包括贸易和技术上的争端,华为的奋斗精神反而进一步加强了?

任正非:是加强了,我们已经从惰怠开始逐渐走向坚强了。

30,芬兰《赫尔辛基日报》 Katriina Pajari:展望未来,华为的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地区?是来自非洲、亚洲这些地区吗?

任正非:我认为,中国和欧洲还是最主要的收入地区。

31,瑞典国家电视台 Ulrika Bergsten:我来自瑞典,您对瑞典的整个ICT生态,包括IT和电信知识怎么看?

任正非: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。二十多年前,我曾给广东电信局崔勋局长讲“将来能追上爱立信”,他嘲笑我不可能。他给我讲瑞典的全民教育、科技创新都非常了不起,包括很多新兴技术都是从瑞典发展起来的。

华为大学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,就是模仿你们的海湾区的房子设计的,多姿多彩。我们认为,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奋斗精神,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,都是值得我们学习。中国开始有人获得诺贝尔奖,我感到中国开始在进步。

任正非:我经历了新中国成长的全过程。我小时候的地方极端贫穷,看到过极端贫穷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;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,知道了中国在左一下、右一下的错误中挣扎。

中国最大的错误是文化大革命,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的影响非常巨大。那时刚好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,从法国德布尼斯・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,我正好去参与建设,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,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。在粉碎四人帮后,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,学到的本事和技术,得到应用,快速进步。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,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,决定大裁军,把军队裁掉。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,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。那时开始市场经济,我肤浅到什么程度呢?不知道什么叫“超市”,很多好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跟我讲超市,怎么讲都听不明白,什么叫超市?为什么叫超市?不能理解。从这种肤浅的情况下走到市场经济,磕磕碰碰,你想多么困难。

那时的干部还是任命制,我当一个小公司的副经理,其实我没什么权力,一个个干部都是上面任命,带着头衔来的;有些人也并不向我汇报工作,但是做错事了,要我承担。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,我犯了大错误,给人骗走了货款,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,那时没钱请律师,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,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。最后追回了财产,但不是现金,变现还是有损失的。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,我无路可走,最后只好创业。我创业赚到钱以后,帮原来公司还了一部分外债。那时我才开始明白什么叫市场、什么叫经济,懂得一点点,还是懵头懵脑在创业,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为何物。

我们公司第一代做通信产品的人是拿着一本大学老师的教科书,照着教科书在开发,就是从这样简单的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但是有一点与别人不一样,我们宁可自己吃得差一点,宁可自己穿得差一点,我们都要投资到未来。为什么我们能比别人成功一点?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,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,我们把所有钱都用来对未来投资,投资量是极其巨大的。现在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基本上在150-200亿美元左右,大概有八、九万研发人员,不顾一切扑上去,在这一点上就突破了。

第二,因为我们没有背上过去的传统包袱,容易吸收新鲜事物。5G来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,他发表论文之后两个月,我们发现这个论文,就组织几千人扑上去,解析这篇论文,把它变成专利,就把5G做起来的。所以,我们现在广泛给全世界大学提供资助、提供帮助,这是学习美国的拜杜法案的精神,这就是说,我们投资大学,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。因为美国政府经常给大学钱,专利可以归大学,我们也一样,资助之后都可以归他,我们就得到一个知晓权,把大学变成“灯塔”,可以照亮我,也可以照亮别人,如果我们先理解一下“灯塔”的含义,就会比别人领先了一步。二是,我们有一万五千多名科学家、专家和高级工程人员去理解科学家的东西,把金钱变成知识;有六、七万工程师把知识变成商品,再把钱赚回来。经历了这个过程,我们慢慢找到一条路,就慢慢明白一点。经历了三十年的弯弯曲曲的路,应该说今天刚刚开始明白了一点,未来的路还很长,会不会走错路?不敢说不会走错路。

Philip Lote:这个土耳其教授后来有没有从华为这里获得收入或者分红?

任正非:没有。我们想给土耳其教授一点报酬,他拒绝接受。我们对他的实验室是一直有支持的。

任正非:首先,出口信贷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。中国在开放改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,电信运营商没钱买诺基亚、爱立信、阿尔卡特的设备,都是西方国家提供给运营商贷款来购买他们的设备。那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贷款可以给运营商,所以运营商不买我们设备。最早的历史阶段是这样的。

后来中国政府也学习西方的作法,对非洲、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提供贷款购买设备,贷款是给运营商,而不是给我们,如果给我们提供贷款,我们接受不了这个负债比。我们能享受到出口信贷的额度其实没有多大,大部分是给大型的基础建设工程如桥梁、铁路,电信合同总体来说金额比较小,电信运营商大多数也比较有钱,购买设备的主要竞争不是在信贷问题上。中国最早的信贷就是从西方国家向中国卖东西开始,中国国家刚开放时钱都没有,几乎没钱。

出口信贷是世界上流行的规律。

任正非:我们也要遵守规则,不遵守规则很难存活下来。

任正非: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评,国家做总结也在批评文化大革命,国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评。我们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讲话,没有什么打压的负担,跟西方国家一样,我们国家也是言论自由的,只是不能讲一些太出格的话。

专题推荐


© 1996 - 2019 Sogou 版权所有联系我们

地址:北京